五大计划单列市大比拼： 大连青岛厦门GDP之和不敌深圳

　　作者： 林小昭

　　城市计划单列是在保持行政隶属关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完善经济计划、财政管理等制度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所进行的探索。当前全国共有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和大连五个计划单列市，它们的发展现状如何?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五大计划单列市的GDP、人均GDP、高新企业数量、资金总量等多个指标，发现当前深圳各项指标遥遥领先，深圳一个市的GDP超越大连、青岛、厦门三市之和。总体上看，南方的几个单列市发展水平高于北方地区。同时，除了宁波之外，其余几个单列市的整体发展水平超过了所在省省会。

　　深圳GDP超大青厦三市之和

　　从GDP总量看来，当前五个计划单列市的顺序分别是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和厦门。其中，深圳、宁波、青岛均超过了万亿元大关，大连和厦门离GDP万亿元俱乐部还有不小的距离。

　　这其中，深圳2019年GDP达26927.09亿元，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两大直辖市，位居第三，在五个计划单列市中遥遥领先，是第二名宁波的2.25倍，超过了大连、青岛和厦门三市之和(24738亿元)。

　　从各城市在全国的位次来看，深圳居全国第三，宁波排第12，青岛第14，大连第28，厦门第33。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计划单列体制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带来比较大的促进，下放了一些自主权，让城市和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当然这些城市本身的基础也比较好，比如厦门、宁波等地都是近代通商口岸，港口优势十分突出，基础较好。

　　除了GDP总量外，深圳在其他几个主要经济指标上也处于绝对领先位置。尤其是在资金总量和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上，优势更为突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或者叫“资金总量”，是一个地区或者城市经济运行的结果，是经济活力的体现。数据显示，2019年，深圳资金总量达到了8.39万亿元，超过了另外四个计划单列市之和(64977亿元)。

　　国家级高新企业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标。数据显示，去年深圳高新企业数量超过1.7万家，是另外四个城市之和(9606家)的1.77倍。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表示，相比其他几个计划单列市，深圳首先具有地缘优势，改革开放后接受香港的资金、技术、人才的溢出效应，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其次，深圳的改革创新、营商环境打造等走在前列。此外，还有深交所、招商局集团等各类平台、企业等资源要素的集聚，以及全国各地人才荟萃，诸多因素促进深圳走在前列。

　　深圳之后，宁波超越了青岛，GDP总量位居计划单列市第二位。其中宁波的外贸进出口是青岛的近三倍，人均收入、资金总量也明显超越青岛。

　　总体上看，南方的计划单列市发展水平上要领先于北方。例如，尽管厦门的GDP总量在五个计划单列市中垫底，但厦门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要明显高于青岛和大连。从人均指标来看，厦门与宁波相差无几，大连和青岛与这两市均存在不小的差距。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几个计划单列市的人口吸引力也很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当前，深圳已经是城区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青岛的城区人口也超过了500万，成为特大城市;大连、宁波和厦门都是城区人口规模介于300万到500之间的I型大城市。

　　多个单列市超越省会，财税体制是否应调整?

　　计划单列体制促进了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其中多个城市在发展层次上超过了所在省的省会城市。2012年深圳经济总量超过了广州，济南多项指标落后青岛，大连GDP与人均GDP远超沈阳，厦门人均GDP、人均收入、高新产业(175.930, -10.94, -5.85%)等几个主要指标均领先福州。

　　相对来说，5个计划单列市中，只有宁波的发展水平明显不如所在省会。杭州的资金总量是宁波的2.17倍，杭州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是宁波的2.57倍。

　　另一方面，计划单列下的财税体制，也使得这些城市的自留财力更加雄厚。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认为，计划单列市的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而无须上缴省级财政，而省内其他城市创造的财政收入则还要与省财政进行分成。这使得计划单列市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地方经济建设，往往会与相邻城市形成不公平竞争，省财政的调控能力也弱化了。

　　比如沿海发达省份中区域发展差距最大的广东，省会广州每年财政总收入并不少，但其中约四分之三要上交中央和省，自己只留下约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2019年，广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97.2亿元，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773.21亿元，约为广州的2.22倍。

　　朱列玉认为，因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限制，计划单列市的邻近城市如广州、沈阳、福州等在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城市建设、税收优惠、高端人才引进力度等方面明显不如深圳、大连、厦门等计划单列市，导致不少城市本土企业的业务外迁，高端人才、资本、优质企业都纷纷落户计划单列市，造成其与相邻城市形成不公平竞争，这对区域均衡发展不利。

　　朱列玉对第一财经称，若计划单列市的地方税收需按比例留存省级财政，则能缩小计划单列市和相邻城市在市场竞争中由于资源分配不均而造成的差异。他建议，五个计划单列市向省级财政上缴地税，对于来源于地方税和中央税与地方共享税留存地方的税收，按一定比例留在省级财政。增加省级财政收入，通过“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

　　也有专家认为，计划单列市当前的经济优势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单列下的财税机制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丁长发认为，深圳超越广州，跟深圳营商环境、高新产业发展优于广州有关。“广州有那么多的高校资源，为何创新远不如深圳?在福建，厦门的营商环境也明显优于福州。另外，杭州相对计划单列市宁波，为何能保持显著的领先优势?就在于杭州这些年营商环境做得好，数字经济、新经济发展很好。所以被计划单列市超越的省会城市们也应该反思自己在营商环境、科创产业发展方面的差距。”

　　深圳当前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巡视员、副院长谭刚此前对第一财经分析，过去广州对比深圳的优势在于，广州的重工业发展得比较好，在经济总量中，汽车等产业占的比重比较高，带来的总量增加很快。但对深圳来说，由于缺少发展传统产业的资源、要素禀赋，这也倒逼深圳必须走污染比较少、相对轻型化的产业路径，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以科技创新驱动为主的道路，比全国早了很多年，并且效果比较明显。

　　谭刚认为，在高新产业方面，深圳改写了世界创新的规则体系，改变了以硅谷为代表的、以大学来支撑的创新体系，而形成了没有知名大学，没有太多大学，同样能进行创新，而且创新成效还十分显著的体系。这些都是靠不断创新、改革开放的方式来形成的局面。